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 | 王安忆谈陈映真



今天,不愿被称为“台湾作家”的陈映真,在与中风斗争十年之久后,于北京病逝,享年79岁。最终,他还是没有再回台湾。


无论是在陆在台,作为一个“坚定的左翼作家”,陈映真总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作为台湾文学重要旗手,他的作品受鲁迅影响颇深。1968年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判处陈映真十年有期徒刑。绿岛岁月里,他“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据他自己透露,余光中当时将陈映真文章中引述的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升将军,告密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在当时戒严的台湾岛上是“必死之罪”,陈映真侥幸躲过这场灾祸。(《联合文学》2000 九月号)1975年,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的特赦而提前三年出狱。1985年11月,陈映真创办以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为主题的报道文学刊物《人间》杂志。到了90年代,陈映真已经被年轻人淡忘了,成为了历史拐角中一个面目模糊的“统派作家”。(刘继明语)


而在大陆的遭际,似乎也证明了陈映真被冷落,不只是两岸意识形态之争的结果,而是一个6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宿命般的寂寞。早在90年代,陈映真就频繁往来大陆,跟他有过接触或者交流的内地作家,也或多或少都对他有些抵触。在张贤亮和阿城等人眼里,陈映真显得那么刻板僵化和天真——当陈映真发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阿城回道,“‘人民’是个伪概念”;当一次座谈会上陈映真表示担心污染问题时,张贤亮调侃说,“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污染,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哇!”陈映真在会后再去找张贤亮交流,得到的回应却是:哎呀,两个男人到一起不谈女人,谈什么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多晦气啊!


细数下来,最能理解陈映真的大陆作家,居然是隔代的王安忆。陈映真对于王安忆,是“精神偶像”一般的存在,“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自1983年初见,“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拋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象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而陈映真对王安忆也十分欣赏,“在爱荷华相处三个月,我才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她那发乎自然的,不把一切的荣光揽在自己身上的心灵的美。”


今日推送的是王安忆在《乌托邦诗篇》一书中对陈映真的剖析和回忆,与其说是怀念,不如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理解。读者们能够通过文字见证这段精神的友谊,也是对陈老先生的一种悼念。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转载。




英特纳雄耐尔


“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


一九八三年去美国,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纸盒包装的饮料,微波炉,辽阔如广场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公寓大楼的蜂鸣器自动门,纽约第五大道圣诞节的豪华橱窗。我学习享用现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将黑晶晶的煤球倾入烧烤架炉膛,再填上木屑压成的引火柴,然后搁上抹了黄油的玉米棒、肉饼子;我吃汉堡包、肯德基鸡腿、Pizza在翻译小说里,它被译成「意大利脆饼」这样的名词;我在冰淇淋自动售货机下,将软质冰淇淋尽可能多地挤进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挤进更多,使五十美分的价格不断升值;我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任何一个地方,都堆放着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种款式和印花的纸巾,包括少有人问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间这时候,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


我相信,在那时候,陈映真对我是失望的。我们,即吴祖光先生、我母亲茹志鹃和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的中国大陆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写作者。在这之前,他还与一名大陆渔民打过交道。那是在台湾监狱里,一名同监房的室友,来自福建沿海渔村,出海遇到了台风,渔船吹到岛边,被拘捕。这名室友让他坐牢后头一回开怀大笑,因和监狱看守起了冲突,便发牢骚:国民党的干部作风真坏!还有一次,室友读报上的繁体字不懂,又发牢骚:国民党的字也这么难认!他发现这名大陆同胞饭量大得惊人,渐渐地,胃口小了,脸色也见丰润。以此推测,大陆生活的清简,可是,这有什么呢?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就应当是素朴的?他向室友学来一首大陆的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和我们会面,他事先作了郑重的准备,就是阅读我们的发言稿,那将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画」组织的中国作家报告会上宣读。他对我的发言稿还是满意的,因为我在其中表达的观点,是希望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脱出,将命运和更广大的人民联系起来。他特别和聂华苓老师一同到机场接我们,在驱车往爱荷华城的途中,他表扬了我。他告诉我,他父亲也看了我的发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感到中国有希望。这真叫人受鼓舞啊!从这一刻起,我就期待着向他作更深刻的表达。可是,紧接下来的事情是,我们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


在「五月花」公寓住下之后,有一日,母亲让我给陈映真先生送一听中华牌香烟。我走过长长的走廊,去敲他的门,我很高兴他留我坐下,要与我谈一会。对着这样一个迫切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人,简直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提起。我难免慌不择言,为加强效果,夸张其辞也是有的。开始,我以为他所以对我的讲述表情淡然是因为我说得散漫无序,抓不住要领。为了说清楚,我就变得很饶舌,他的神情也逐渐转为宽容。显然,我说的不是他要听的,而他说的,我也不甚了解。因为那不是我预期的反应,还因为我被自己的诉说困住,没有耐心听他说了。


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表现真差劲。我运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十年代初期,从开放的缝隙中传进来的,西方先发展社会的一些思想理论的片段。比如「个人主义」、「人性」、「市场」、「资本」。先不说别的,单是从这言辞的贫乏,陈映真大概就已经感到无味了。对这肤浅的认识,陈映真先生能说什么呢?当他可能是极度不耐烦了的时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们总是说你们这几十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穷,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你们都会说,你们所受的苦和穷!」这种情绪化的说法极容易激起反感,以为他唱高调,其实我内心里一点不以为他是对世上的苦难漠然,只是因为,我们感受的历史没有得到重视而故意忽略他要说的「什么」,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评。就像他又一次尖锐指出的不要为了反对妈妈,故意反对!事情就陷入了这样不冷静的情绪之中,已经不能讨论问题了。


1983年在美国爱荷华州聂华苓家。后排右二陈映真,前排右一为王安忆。


一九八九年与一九九○年相交的冬季,陈映真生平第一次来到大陆。回原籍,见旧友,结新交;记者访谈,政府接见,将他的行程挤得满满当当,我在他登机前几个小时的凌晨才见到他。第一句便是:说说看,七年来怎么过的?于是,我又蹈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境地。这七年里面,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方才说的那些个西洋景,正飞快地进入我们这个离群索居的空间:超级市场、高速公路、可口可乐、汉堡包、圣诞节、日本电器的巨型广告牌在天空中发光,我们也成熟为世界性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更先进的思想批判武器。我总是越想使他满意,越语焉不详,时间已不允许我啰嗦了,而我发现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没有听到他想要听的时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壁垒」两个字Block,是不是应该译成「壁垒」?他说。他提到欧洲共同体,那就是一个Block,「壁垒」,资本的「壁垒」,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个名词。而后,他又提到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劳工在日本发生的花冈惨案,他正筹备进行民间索赔的诉讼请求。还是同七年前一样,我的诉说在他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他同我说的似乎是完全无关的另一件事。可我毕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对我产生的影响起作用。我就是这样,几乎是无条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条真理。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我怀疑自己,怀疑我说真是我想。事情变得比七年前更复杂,我们分明在接近着我们梦寐以求的时代,可是,越走近越觉着不像。不晓得是我们错了,还是,时代错了,也不晓得应当谁迁就谁。


陈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对我说的那些,当时为我拒斥不听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呈现出来,那是同在发展中地域,先我们亲历经济起飞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对着一个懵懂又偏执的后来者说这些,是期待于什么呢?事情沿着不可阻挡的轨迹一径突飞猛进,都说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终极。有一个例子可说明这事实,就发生在陈映真的身上。说的是有一日他发起一场抗议美国某项举策的游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时,就在麦当劳门前歇晌,有朋友经过,喊他:「陈映真,你在做什么?」他便宣读了一通反霸权的道理,那朋友却指着他手中的汉堡包说:「你在吃什么?」于是,他一怔。这颇像一则民间传说,有着机智俏皮的风格,不知虚实如何,却生动体现了陈映真的处境。一九九五年春天,陈映真又来到上海。此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都轮廓大概,渐和世界接轨,海峡两岸的往来也变为平常。陈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拥,也没有带领什么名义的代表团,而是独自一个人,寻访着一些被社会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两个批评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们与他聊得起来。对自己,我已经没了信心。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较热闹,我光顾着留意他对这两位朋友的兴趣,具体谈话内容反而印象淡薄。我总是怕他对我,对我们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为什么?很多年后我逐渐明白,那是因为我需要前辈和传承,而我必须有一个。但是,这天晚上,他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窥见了他的孱弱。我问他,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何以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他回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这话听起来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为艺术,也像是对我们这样老是听不懂他的话的负气回答,当然事实上不会那么简单。由他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却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无论年龄上还是思想上和写作上,我都不再是十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点「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意思。虽然,我从某些途径得知,他对我小说不甚满意,具体内容不知道,我猜测,他一定是觉得我没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关怀!而他大约是对小说这样东西的现实承载力有所怀疑,他竟都不太写小说了。可我越是成长,就越需要前辈。看起来,我就像赖上了他,其实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总是从他的希望旁边滑过去,这真叫人不甘心!



访问台湾老作家杨逵。


这些年里,他常来常往,已将门户走熟,可我们却几乎没有见面和交谈。人是不能与自己的偶像太过接近的,于两边都是负担。有时候,通过一些意外的转折的途径,传来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亲离世,接到陈映真先生从台北打来的吊唁电话。那阵子,我的人像木了,前来安慰的人,一腔宽解的话都被我格外的「冷静」堵了回去,悲哀将我与一切人隔开了。他在电话那端,显然也对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后他说了一句:我父亲也去世了。就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同情。说起来很无理,可就是这种至深的同情,才能将不可分担的分担。好比毛泽东写给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他的父亲,就是那个看了我的发言稿,很欣慰,觉着中国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师,终身传布福音;当他判刑入狱,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试图策动外交力量,营救他出狱,老人婉拒了,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吧!他的父亲也已经离世,撇下他的儿女,茕茕孑立于世。于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


二○○一年末的作家代表大会,陈映真先生与我的座位仅相隔两个人,在熙攘的人丛里,他却显得寂寞。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我,还是对更多的人和事失望,虽然世界已经变得这样,这样的融为一体,格瓦拉的行头都进了时尚潮流,风行全球。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我总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里得到响应,可他总是不给我。或是说他给了我,而我听不见,等到听见,就又成了下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拋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象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乌托邦诗篇》(摘选)


“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怀念他。怀念他的这一种心情,有时会使我觉得,开始往哪个神灵世界接近了...那世界使我向往,我试图沿了对他的怀念跋涉。前途茫茫,对他的怀念是唯一的指引。 ”


他与我相隔很远,我无法将他脑子里的问题一一套出来。我是以我的对一个人的怀念来写下这一诗篇。 

相隔很远很远地去怀念一个人,本来应当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因为这种怀念无着无落,没有回应。可是在我,对这一个人的怀念却变成了一个安慰,一个理想。他离我多远都不要紧,多久没有回应也不要紧。对这个人的怀念,似乎在我心里,划出了一块净土,供我保存着残余的一些纯洁的、良善的、美丽的事物;对这个人的怀念,似乎又是一个援引,当我沉湎于纷纭杂沓的现实的时候,它救我出来瞭望一下云彩霞光,那里隐着一个辉煌的世界;对这个人的怀念,还像一种爱情,使我处在一双假想的眼睛的注视之下,总想努力表现得完善一些。这是一种很不切情理的怀念。我从来不用这样的问题打扰自己,比如“这个人现在在哪里”;比如“这个人现在在做什么”。他的形象从来不会浮现在脑海中。在我的怀念活动中,我从来不使用看和听这些器官,我甚至不使用思和想这样的功能,这怀念与肉体无关。这种怀念好像具有一种独立的生存状态,它成了一个客体,一个相对物,有时候可与我进行对话。这怀念从不曾使我苦恼过,从不曾压抑过我的心情,如同一些其他的怀念一般。当偶然的,多年中极少数一二次的偶然的机会里,传来关于这个人的消息,则会带来极大的愉快,这愉快照耀了在此之前和之后的怀念,使之增添了光辉。我的怀念逐渐变化为一种想象力,驱策我去刻画这个人。这是一种要将这种怀念物化的冲动。这是一个冒险的行为,因为这含有将我的怀念歪曲的危险。我写下每一个字都非常谨慎,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体会到语言的破坏力,觉得险象环生。要物化一种精神的存在,没有坦途,困难重重。 

所以我要选择“诗篇”这两个字,我将“诗”划为文学的精神世界,而“小说”则是物质世界。这是由我创导的最新的划分,创造新发明总是诱惑我的虚荣心。就是这种虚荣心驱使我总是给自己找难题,好像鸡蛋碰石头。 


陈映真

还是从头说起吧。我和这个人最初的相识是在一本书里。 

我就想,具有这样的情怀的人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能将情感体味如此之深的人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这个人心中的情感的源泉是什么?来自何处? 

那时候,我年幼无知,喜欢做爱情梦幻的游戏,可是即使是这样异想天开,我也不对这个人的情感有所希冀。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感是一种类似神灵之爱的情感,而爱情是世俗之爱,世俗之爱遍地都是,俯手可得。像我这样生活在俗世里的孩子,有时候却也会向往一种超于俗世之上的情境。我也会为这种情境制造偶像和化身,这种制造活动会延续直至成年。在开始的时候,却是情不自禁,不知不觉。 

这是一个难以言说的故事,一说出口就要坏事似的,立即会变成一个凡夫俗子的甚至伤天害理的有悖传统伦理的街头传闻。为了保护这个故事,我长期以来把它缄默掉了。当人们议论它时,我总是掉头走开,从不参加。 

这是我和这个人最初的相识,在一本传阅了多人,翻得很旧的书里。这个人有一种奇异的爱心。这爱心奇异地感动了我。它是我认识这个人的一颗种子,埋在了我的经验的开初阶段,在这开初阶段,我广泛地接纳各种印象。有浅的,如蜻蜓点水;也有深的,成为一个身心的烙印。在这个阶段,我的身心都处在一个建设的时期里。我要进行物质和精神的两种基本建设。当时我并不知道,其实我正在走向这个人。我的一切努力,其实都是在为认识这个人作准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故事对我会有什么意味,在那时候,这是未来的事情。 


我被我的经验纠缠个不休。我曾经用文学来将自己从这些经验中解救出来。可是我发现文学无法将我从经验中解救,我的文学没有这样的力量,我的文学充满了急功近利的内容,它渴求现世现报,得不到回应它便失去了意义。现在我又记起来,我是那样喋喋不休,抓住空子就向这个人诉说我的经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用自己狭隘的经验去麻烦这个人。这个人难道对倾听我的经验有什么义务吗?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义务强加给他?我几乎把我给这个人最初的好印象全砸了,如果不是我是彻底的诚实,我就要把事情全弄砸了。要是事情全弄砸了,那是多么糟糕啊!我现在想起他脸上流露出的,对我无话可说的表情,这表情使我又伤心又委屈。我非但没有知趣地改变话题,反而加倍地诉说我的经验,我的经验在我反复的叙述中越来越偏狭。这个人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冥冥之中,我选择了这个人作解救我的力量,我觉得他能够解救我。当他试图制止我时,我的态度就越发激烈。我那时是多么危险啊。 

许多细节在此时此刻浮起在眼前,又退下去,好像潮汐,夜长日消。怀念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可筛选我们繁杂的经验,留出那些最最宝贵的,聚集在一起,在我们时常经历的那些暗淡的日子里,鼓舞我们。怀念还具有一种很好的功能,它可使我们的经验,按照比时间空间更真实的原则,重新组织,让这些经验得到转变,成为最有益的记忆。它好像一块磁石,将一系列松散的事情和人物,吸引到一起,组成一个诗篇的结构。构成这个重要事件的,其实仅只是一句话。 

一切事情的缘起,其实,仅只是一句话。 


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


当我写着我的诗篇的时候,怀念一个人使我陶醉。我发现怀念是这样完美的一种幸福。这是一种不求回报、不计名利的纯粹的精神活动,这是完全只与自己有关的精神活动,它不需要任何别人的承诺,它使人彻底地沉浸在自我的思想里。一个人的一生中,能够有多少次怀念的机会呢? 

我用怀念来虚构这个人的诗篇,怀念具有想象和创造的能力。没有人可以限制我的怀念。我的怀念很自由,它想怎么就能怎么。怀念可使我们获得自由,问题是我们有什么可去深深怀念的?我们日益繁忙,并且实用,怕吃亏的思想使我们和人交往浅尝辄止,自我的扩张与发扬使我们对身外一切漠不关心,我们几乎失去所有的建设一个怀念的对象的机会,怀念变成奢侈品一样,开始从大众生活中退出。我庆幸我拥有怀念这一桩财富,我要倍加珍爱,不使我的怀念受一些儿玷污。 

我处在一个不那么自信却又不承认的时期里,于是我需要一个意见作驱策,作逼迫,作诱惑,我选择了这个人的意见。我选择了这个人作我怀念的对象。可是他给我出了多大的难题啊。 

我们没有说一句告别的话。他只是背对着我,然后就走进了电梯,这几乎不像是分别,分别总归要难过一下吧,就算不掉眼泪,也应该相对无言一会儿。况且这一分别,聚首的日子遥遥无期。 


我想过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再见到这个人呢?见到不见到这个人是无所谓的事。他所居住的那个岛是我从来没有经验的,我想象不出他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活动。我忙忙碌碌地过着我的奋斗的生活,那是一个特别忙碌的时期,似乎背负着很要紧的责任,我对周遭事物漠不关心。 


我的做一个大人物的妄想,本能地拒绝小故事。 



1991年陈映真在“五一”游行队伍中

他的告别的那一个挥手的背影,令我有一股哀绝的悲壮之感。这是在我成熟的年头,这样的年头,已很难崇拜谁或者仰慕谁,这年头缺乏精神领袖,是最孤独的年头。我力图排除一切影响,要建立自己独一无二的体系,我否定有谁曾经或者将要指导我。我不免有些趾高气扬,目中无人。我一点点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潜伏再来,正伺机待发。只是我尚有自卫的本能,那便是在我心底的深处,卫护着对这个人的怀念。 

我所以冥冥地卫护着对这个的怀念,是因为我预告到了什么吗?我预感到我所身处的那一个成功之圈,其实是一个假象?我还预感到假象终会拆穿,真象将要来临?我预感到真象来临的时候,对这个人的怀念可以使我勇敢地直面并超越?我对这个人的怀念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有些和信仰类似呢? 

而我只有一些后天的原则,告诉我要这样做,而不要那样做。我所以遵循原则,是为了避免遭到损失,损失会令我痛心。我的诚实的天性,使我对人坦率,这保留了我对人间事物的一些信任。我的信任是因人而易,因事而易,比较灵活,也比较现实。它不是那么确定无疑,不屈不挠。它有时候难免会带给我们失望,但这失望也不会使我们太受挫,我们可以调整方向,并以我们的阅历为这失望做一个注解。而信仰却是比较坚固的东西,它没有那么多的回旋之地,一旦它被决定,可说就不再有退路。它无法变通,无法折中,它平白地取消人的自由。使人常常处于两难境地。信仰这东西太庄严,太郑重,于我们轻浮的个性很不合适。因为它是那样绝对,不由就虚妄起来,因人间事物没有一桩不是相对存在,有什么事物是绝对的呢? 

我想象“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姿态是否有些接近冰上芭蕾,冰上芭蕾简直美得不可思议,不像人间的形态。我头脑中的俗念过多,像这样抽象的东西,必然找到具体的对应物,才可被我理解并接受。 


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怀念他。怀念他的这一种心情,有时会使我觉得,开始往哪个神灵世界接近了。这纯粹是一种感觉,待我要以逻辑的推理去证实和挽留其存在,这感觉便不翼而飞,烟消云散。我如今的工作实在是一桩危险的工作,我要想以现实的语言描绘这一种感觉,失败就在眼前。可是怀念他是唯一的通往神灵世界的可能。那神灵世界使我向往,我试图沿了对他的怀念跋涉。前途茫茫,对他的怀念是唯一的指引。在我对他怀念之际,还生出许多希望,不要消沉,不要悲伤。 


王安忆


我一年一年地长成,时间与经历日积月累。我无法不感觉出这重荷,我只是想脱卸掉。一旦脱卸,又觉出它与我血肉相联。谁能承得起它呢?谁又有承起它的义务呢?我不知道。 

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而那时候,我无忧无虑,一帆风顺。我样样努力都有回报,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使得我轻薄狂妄,目中无人。那是一个任性孩子的快乐时光,我想怎么就怎么,谁也拿我没办法。有人对我说,你不要太开心了!我听见也装作没听见。我完全不需别人的支援,倒有许多人要我对他们作支援,支援别人的感觉无比美好,高高在上。那时候,没有人能够想到我其实生活在一个假象中,没有人预料到那假象转瞬即逝。这是一个忘本的时期,我渐渐远离我那些较为沉重的经验,而获取了欢乐的经验。我享受现世的成功与快乐,宣扬人的永恒的困境,这带有隔岸观火的味道。由于我关于人和世界的困境的新发现,便又享有了一次成功与光荣,这又带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味道。我在开拓个人经验的旗帜下,放弃了我个人的经验。那日子是十分的好过,我兴冲冲地过了一日又一日,毫不知晓这日子已临近终点。我完全记不起“月满则亏,水满则盈”的古训,深信不疑好景长在,好宴不散,彻底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于是,当那消沉的日子来临,我一无准备,束手无措,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只是坐在那里,赌气什么都不干,等待着事由转机。 

对这个人的怀念被我消沉的心情埋没了。情绪消沉其实时有发生,这一次未必特别严重,也许会如从前的每一次一样,安然度过。这一次情绪消沉的发作其实是长期积累,好像积劳成疾。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很急躁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追赶我,使我马不停蹄,欲罢不能。从此,我的生活漫无轨道,迷失了目标。我应当去哪里?做什么?我每天都问自己好几遍,得不到回答。 

这时候,对这个人的怀念还没有破土而出,它被许许多多俗事压埋着,见天日的一天还没来临。对这个人的怀念在黑暗中等着我的寻找,我其实有几次险些儿摸索到了它的温暖的手臂,却又万分之一毫米之差地错过了。它很耐心地、宁静地、不出一声地等待着我的发现,而我总是发现不了它。这时候,我是多么多么绝望,我以为这世界上没有一桩事能拯救得了我。我奇怪我这么多年忙忙碌碌,欢欢喜喜地过着没有目标的生活,我奇怪我这么多年自以为很有目标其实没有一点目标,我还奇怪这么多年有目标的生活却像一场梦一样转瞬即逝,睁开眼睛才发现那目标是一个梦境,这个梦境醒来之后甚至没有留下一点记忆。我有时候还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一次普普通通的事件会对我的处境有这样致命的破坏力,它几乎将我瓦解,难道我竟是这样脆弱,不堪一击,就好像一棵外表完好、内部已经蛀空的树,霹雳一声,便将它拦腰击断。 


我的事件并非偶然,而属必然。这是我命中注定的安排,我无法回避,无论我怎样强调客观原因。我想,要度过这次难关,首先要承认与接受命运,然后向命运挑战,这是唯物主义者的人生态度。 


这一认识的过程相当漫长。 




生活在小说的世界里,我生产种种情感,我已经将我的情感掏空了,有时觉得自己轻飘飘,好像一个空皮囊。当我在现实中遇到幸或不幸,都没有心情为自己作一个宣泄。我的心情全为了虚拟故事用尽了。我没有欢乐,没有悲哀,我有的只是一些情绪的波动。最初充实我心中的是不快的情感,是因为不快的情感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它们可冲破半截的地块。我轻松了许久,最初的充实使我感到不堪重负,我难免要夸张我的不快情感。夸张不快情感使我心生怜惜,这是一个自怜自爱的可悲的小家子气的时期。黄土地的功绩在于击碎了我的这种蹩脚的自怜的情绪,它用波浪连涌的无边无际无穷无尽无古无今的荒凉和哀绝来围剿我的自怜,最后取得了胜利。至此,对这个人的怀念的一切准备,已经成熟。 

终结的部分又像是开头的部分,因为没有这部分,以上所有段落都不会存在,事情似乎就是这样开头的。我终于得到虹桥机场候机室的电话,电话打去,回答说这个人的飞机刚刚起飞。我不知道这样阴霾浓厚的天空里是否还能飞行,也许阴霾之上竟是阳光普照。 

放下电话,我竟然很平静。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假如他在,第一句话我应当说什么?从这日起,我一直在想,见了他,第一句话当说什么? 

第一句话说什么? 

我感到这真是困难的一刻,我简直有些知难而退。我想这一刻一定有些难过,还有些害羞。我记得我曾经托那个外国人带给我一盒录音带,我在那录音带里说过想念他的话;他还写过关于我的文章。一想起这些,便觉得见面的一刻困难重重,窘迫万状。 

等人是一件最令人着急的事情,它像火一样,烤干了人的所有耐心和信心,使人口干舌燥,坐立不安。关于等人有许多诗篇,写到“等待戈多”终告完成。“等待戈多”最终是根本没有戈多这一个人,将“等待”这一桩苦事写到了尽头,同时,“等待”其实就悄悄消失了存在,好像负负得正。 

上海是极少下雪的城市,这又是个暖冬。大学来得很 突然,接连十天阴霾天气过后的第十一天,早上,睁开眼睛,已是一个银白的世界,太阳高照,晴空万里。现在好了,这个人可看见新鲜的雪了,我欢欣地想到,新鲜的雪就像鲜花一样,转瞬即逝。可是这个人,赶上了。 

见面的一刻非常平常,犹如分别的一刻。分别的时间忽然凸现起来。我强使自己做出平淡无奇的样子,却语无伦次。我想,这其中的事情怎能说得清呢?那是说也说不清,说也说不清的。对这个人的怀念,就在这一刻内,迟到地觉醒,充满在我意识中,成长为一个理性的果实。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能否如这个人所良善愿望的那样变化,我只知道,我只知道,在一个人的心里,应当怀有一个对世界的愿望,是对世界的愿望。我的源泉来自于对世界的愿望,对世界的愿望其实也发生于这世界诞生之前,所以,这愿望也是起源。我觉得从此我的生命要走一个逆行的路线,就是说,它曾经从现实的世界出发,走进一个虚妄的世界,今后,它将从虚妄的世界出发,走进一个现实的世界。我不知道我的道路对不对头,也许是后退,也许前边无路可走,也许走到头来又绕回了原地,也许仅仅是殊途同归。 

我不知道命运如何,可是我却知道,无论前途如何,我已渡过了我的生命的难关,我又可继续前进,我又可欢乐向前。我还知道,无论前途如何,这是我别无选择的道路,我只可向前,而不可回头。 

我要上路了。 



今日推送内容来源于《乌托邦诗篇》,王安忆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已取得出版社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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