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绝唱《他者中的华人》:安土重迁的另一面是衣锦还乡


孔飞力(Philip A. Kuhn),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第二代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美国“汉学三杰”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孔飞力由清史研究转向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曾先后出版《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叫魂》等专著(均已出中文版),获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他者中的华人》一书是一部关于海外华人历史的全景式著作,是孔飞力教授历十载潜心研究后,生命的最后绝唱。



隆庆开海


1567年,明王朝正式下令解除曾经长期推行,但实效有限的海禁政策。从此,中国不可阻挡地与外部世界相接轨,与此相应,民间贸易在移民中的作用逐渐增长。到20世纪末叶,中国大陆融入世界经济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自从16世纪以来,海外华侨的活动一直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相应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尤其是中国朝向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改良与革命运动,也一直影响着海外华侨的生存发展。


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近500年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这些徘徊在故土和异域间的移民,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他们与异国他乡的当地民众、与中国本土乃至与世界市场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在国家和世界的变迁中,他们又如何形成自身的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


“安土重迁”新解


1875年1月华人移民抵达美国旧金山,正在接受移民局检查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历朝统治者以各种手段将人口固着于土地之上,令其纳粮当差,永做顺民,因此,“安土重迁”长期被公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性,许多外国学者亦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一说法。孔飞力教授从分析中国历代“海禁”政策的制定及社会后果入手,对“安土重迁”提出质疑,并做出新解。


其一,中国文化中的“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表现为即便远离家乡千万里仍然保持着与故乡故土从情感到物质的关联。中国人的异地流动迁移,并不是与出生地和与生俱来之血缘群体的分离,而是既有血缘纽带的跨边界、跨地域扩展。


其二,正因为中华文化所具有以上深刻内涵,“安土重迁”的另一面,就是“衣锦还乡”。绝大多数从故土家乡向异域他国迁移的中国人,其意愿多为在国外打拼一段时间后,就衣锦还乡。而且,历史上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也正是这么做的,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殊的“侨居”文化。


既“守”又“走”,地域上的分离与情感和经济上的相联并存,这就是中国迁移文化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取向是血缘高于一切,其价值的主要尺度存在于他终生归依的那个初级群体之中。尤其对于从传统乡村走向海外的第一代移民而言,无论立足于何处,其生命之根总是连系着故乡那个与生俱来的群体,而他的人生价值也总是希望在那个群体中得到确认。由此,“安土重迁”与“迁移发展”这一对看似对立的人生取向,在中国人对于“家”和“家乡”之浓厚情感与执着认同的基础上,获得了对立的统一。


与他者的互动


百年前在美国的华人形象


在美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第23届年会会场


从殖民统治者到被奴役的臣民,从独立后民族国家执掌大权的统治集团到洋溢民族主义激情的知识精英,从颐指气使的大富豪到埋头养家糊口的升斗小民,“华人”与周边“他者”之间呈现出了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作为外来者,海外华人需要认识了解“他者”并与之共生共存;而后者同样也时时刻刻审视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人:他们究竟是可以和平相处、共谋发展的新朋友,还是居心叵测的异类?他们究竟是带来了新的利益和机会,还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或者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漫漫数百年,移民与本地人互为“他者”,彼此之间有理解有依存,但也有竞争有对抗。


以东南亚华人历史为例。在当今大约5000万海外华侨华人中,大约80%生活在东南亚地区。换言之,东南亚华人一直是海外华人的主体,而且,近百年来在东南亚国家屡屡出现的各类抑华政策乃至排华事件,也一直是各国学人的研究热点。


孔飞力明确指出,虽然中国移民与西方殖民者同为东南亚的“外来者”,但欧洲殖民势力的海上扩张与中华文明的海外拓展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世纪欧洲国家在连年征战中业已形成了对武力拓荒的制度性支持,因此,当欧洲殖民者“发现”东南亚的香料、中国的丝绸瓷器能够在欧洲市场上获取暴利时,当欧洲的传教士们自认为肩负神圣使命东来传播基督文明时,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得到充斥着贪婪欲望之母国政府无保留的支持,甚至不惜动用舰船枪炮为其扫除障碍。


反之,历史上中国底层民众跨洋谋生,筚路蓝缕,却因为有悖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而难以得到封建政权的认可,更遑论支持。在中华封建帝国晚期,中国内部经济、社会的系列变迁,虽迫使封建王朝不得不从务实性的角度,重新审视曾经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下的中华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问题,但一直在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三大因素的制约下,左右踌躇。因此,当权者以国家利益为基准的考量和政策实施,与海外移民所具有的社会能动性之间的博弈,贯穿了中国人500年海外移民历程之始终。


通道小生境模式


美国纽约唐人街


新加坡唐人街


纵观中国人海外移民的数百年历程,可以看到在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长期延续着条条“通道”。此类“通道”并非如丝绸之路那样显现于现实的地理空间,而是经由潜在的亲缘乡缘之关系网络编织而成。“通道”的构成元素一是实质性的,即人员、资金、信息的双向流通;二是虚拟性的,即情感、文化乃至祖先崇拜、神灵信仰的相互交织。在交通不便的年代,穿梭来往于移入地与移出地,为移民传递家书钱款的个体“水客”和体制性的“侨批局”,是通道的实际载体;而到了信息发达的今日,从电报、电话、传真到电子网络等无所不在的通讯体系,再加上现代交通发达便捷,使得通道运作更为通畅,功能也更加多元。


与“通道”相辅相成的,是在通道两端,即特定移民群体的移入和移出地双双形成的特定“小生境”。在移入地,那是一个保持中国移民社群文化特色的生态圈:既可能是相对集中的商贸经营区或行业圈,也可能是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建立的庙堂宗祠、社团学校;既可能是实体性的、形成于现实空间的“唐人街”,也可能是潜在的,可以在需要时组织动员群体力量以采取共同行动的社会网络。“小生境”在移出地的体现就是独具特色的“侨乡”。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与村落


在中国现代史时期,以“通道小生境”为标志的移民文化在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业已呈现出制度性建构,其表征主要有四。其一,迁移实际上已经成为当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只要条件允许,劳动力就会通过空间流动以寻求更高回报。其二,移民社群的人员、金钱、信息、文化,在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间经民间通道循环往复,以移民文化为标志的利益共同体业已成形。其三,移民社群深受商业文化熏陶,经商意识超越社会阶级界线传播,并且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移民谋生异域的技能。其四,移民在异地建立的乡缘会馆、方言社团、业缘行会,以及从祖籍地分香而立的庙宇、宗祠等,成为移民制度构成的文化元素,由此在中国国内南下移民聚居的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形成如马赛克般的方言习俗、民间信仰和人口结构板块,凸显了这一地区成为主要移民地的特殊性,随之,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进一步向国外流动的主要发源地。当如此移民“通道小生境”发展成为一种地域性文化后,移民就不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是一种文化生态,因此,必须始终将通道的两端作为相互关联的部分结合进行研究,才能理解移民的动力、机制及认同特征,理解侨乡社会的经济文化取向。


移民边缘性的杠杆作用


世界华商大会掠影


就中国移民而言,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会依托来自中国某一特定侨乡的地缘优势,或利用所具有的血缘亲缘优势,将自己在移入地社会中能够抓住的机会发挥到极致。而且,他还会去找寻能够方便自己从居住国去和自己的祖籍国打交道的路径。所有这一切算计的关键就在于:移民如何利用不同民族国家的主权、边界和差异。如果,移民的定居国政治秩序稳定,外来移民能够被一视同仁,当地有良好的学校教育,人民享受旅行自由,那么,这将是移民能够长期安家立业的好地方。如果,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呈现诸多投资获益的机会,那么,中国可能是其海外移民投资的理想地,甚至海外移民也可能往来于居住地与中国之间以拓展其事业。如此,海外移民就可能从身处两个世界之中谋获最大效益。


如“世界华商大会”,相继吸引到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等会议主办者所在国的最高国家领导人前去参加大会,并发表讲话。这是在世界性的层级上将华人的边缘性用作杠杆,借以强化华人少数族裔在后殖民时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地位。


以上文字摘自《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史移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有删节



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孔飞力


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jsrmcbs1953)授权转载

感谢文稿内容编辑史雪莲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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