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所有者黄灿然:也造梦,也千疮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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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丨 魏 冰 心    凤 凰 文 化


一无所有

黄灿然



工厂少年 



黄灿然在汽笛低诉的车子里睡着,梦的尽头是香江。1978年,他跟随两位姐姐一路从泉州来到香港。制衣厂的钮门部里,山村里长大的少年成了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工人。这一年,他15岁。


还算童工吧?


“对,属于童工。给牛仔衣打枣,不难,一学就会。发生意外也有,我有一次大拇指装进去,整颗钉这样穿过,就去医院做手术了。”黄灿然伸出手来比划给记者看,手指刚刚按灭一支烟。多少多少年来的瘦,如今积攒在法令纹上,他说话有福建腔,看起来一副好脾气。


制衣厂下班后的生活是极其充实的,街角的小书店里琳琅满目,新文学的风简直要把少年迎面扑倒。当时香港有个司马长风,文学史写得感性,很合黄灿然心意,三册本的《中国新文学史》几乎被黄灿然照单全收。冯至、卞之琳、穆旦、戴望舒,无论是诗、翻译,还是作为诗人翻译家本身,都深深地吸引着黄灿然,这份吸引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直到日后他自己也成了一位诗人翻译家。除了包括陈映真、王祯、痖弦、郑愁予等在内的中文作家,卡夫卡、加缪等外国现代派小说,乃至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也悄悄与工厂少年发生着联系。


他还去位于尖沙咀的放映室看电影,当时有个小团体搞星期天十点半的艺术电影场,在戏院门口张贴小广告,全是欧洲的艺术片,黄灿然是这小团体的忠实观众。早场电影散场了走出门来,太阳常常照得人睁不开眼。


黄灿然说,“那时还看《天云山传奇》和大岛渚,看大岛渚该是成年了。”就自己笑了起来。


1982年起,黄灿然开始了白天做工,晚上上夜校的生活。每星期有三天晚上,他抱着一本《新英汉词典》往返于工厂宿舍与夜校教室之间,用两年的时间补齐了香港六年制的英语课程,为之后以在港考生身份考入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打下坚实基础。


“那时候独来独往,不太和工厂的同事一起,也没谈过恋爱什么的。一个人看书、看电影、听音乐。”事实上,黄灿然总给人一种独来独往的印象,从1990年起,他在香港《大公报》从事了近25年的国际新闻翻译,工作生活二十年如一日,新闻第二天要见报,所以大多上的是夜班。


在《大公报》的工作之外,他翻译和写诗。苏珊·桑塔格、里尔克、曼德尔施塔姆、米沃什、布罗茨基,黄灿然于无数个深夜将这些作者的卓绝处反复咂摸,将跳动的字母转换成方正的汉字。中国的读者记得了这些响当当的大家,鲜有人关心译者的姓名。


“我因耳垂下长了一个小脓包,午夜下班后便去附近医院看急诊。我知道可能要等上一两个钟头,该带本什么书呢?办公桌上那本薄薄轻轻的《神秘主义入门》映入眼帘,于是抓了就走。在候诊室,我打开诗集。那种陌生感依然吸引着我,接着我慢慢读出某种宁静、轻快、愉悦的东西。”


这次急诊的经历发生在2002年,手术后,黄灿然每天早晨要独自到住所附近的医院清洗伤口,连续一个多月,陪着黄灿然的只有这本诗集,被读了二三十遍的诗集。诗集的作者是亚当·扎加耶夫斯基,黄灿然后来翻译了那首著名的《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想想六月漫长的白天,

还有野草莓、一滴滴红葡萄酒。

有条理地爬满流亡者

废弃的家园的荨麻。

你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你眺望时髦的游艇和轮船;

其中一艘前面有漫长的旅程,

别的则有带盐味的遗忘等着它们。

你见过难民走投无路,

你听过刽子手快乐地歌唱。

你应当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想想我们相聚的时光,

在一个白房间里,窗帘飘动。

回忆那场音乐会,音乐闪烁。

你在秋天的公园里拾橡果,

树叶在大地的伤口上旋转。

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和一只画眉掉下的灰色羽毛,

和那游离、消失又重返的

柔光。


在此之前,他还害过一场漫长些的病。“大概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得上了抑郁症。之后开始慢慢调整身体,留意食物,爬山、做锻炼。起码有四、五年的时间(病情)是特别严重的,在一种治病的阴影下生活。后来靠意志力恢复了,在三十五岁左右,各方面才比较顺利,更关键的,想好大概怎么往下走了。”


抑郁症给生活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彻底改变一个人。”



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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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译与意译之争,自翻译实践开始就与之俱来。黄灿然自认是“直译派”,但并非译得了无生气。有读者拿“诘屈聱牙”四个字来抱怨黄灿然在《小于一》中略显晦涩的翻译风格,但更多时候,黄灿然拥有着与整个诗歌及翻译圈的冷清氛围不相称的热情拥趸。去年年末的上海诗歌节上,众多诗人齐聚一堂,大家总爱开黄灿然的玩笑,他们叫他“黄老斯”,羡慕他招读者喜欢。


 我们回忆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们对潜意识很重要,当然更不是出于对童年的怀旧。我回忆它们是因为我从未这样回忆过,是因为我想让这些事情多少能留存下来——至少在纸上。还因为回顾比其相反更有益。明天就是不如昨天有吸引力。基于某种理由,过去不像未来那样辐射如此巨大的单调。未来因为其大量,所以是宣传。杂草亦然。


他们——或者说‘我们’——全都住在集体公寓里,四个不止四个人一个房间,常常是三代同堂,轮流睡觉,像鲨鱼那样喝酒,互相争吵在公共厨房内早上在公共厕所前排队时与邻居争吵,以垂死的决心打他们的女人,在斯大林暴死时或在看电影时当众痛苦流涕,而且满口粗话,其频率之高使得比如‘飞机’这种常用词会使一个过路人觉得是一种隐含深意的淫秽语——而代表埃及或别的什么国家而举行的公开集会上,则会变成灰色而冷漠的人头之海,或举手的森林。


——摘自《小于一》,约瑟夫·布罗茨基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不少读者曾因为小说里超长的人名而放弃俄罗斯文学,这些读者也极可能因为超长的句子而放弃布罗茨基吧。关于翻译,黄灿然提出过一个“理解力”的概念,“理解力就像一个碰头点。大家从不同方向来到碰头点,取得理解,然后互说再见,各走各路。它是一种微妙而复杂的综合能力,本身就包含翻译艺术中的各种取舍。”


带着这种“理解力”,黄灿然翻译了布罗茨基这本呈现了独特的文体和“书体”、堪称完美之书的《小于一》。长句绵绵,加上诸如引文第一段里“回顾比其相反更有益”的指代,读完像没读过一样茫然;但也正是这种直译的处理,激发了如引文第二段里直击要害而气贯长虹的力量。作为译者,黄灿然明白,翻译不是汹涌无节制的创作,它应当忠实于写作者彼时彼刻的写作状态。


在译后记他这样写道:“这本书的翻译头头尾尾耗时两年,其间译者经历了离婚、父亲逝世、卖房子、搬家,从工作了近二十五年的岗位上辞职,再从香港迁居深圳等人生重大变故,仿佛译者也必须以实际行动对原作者表示一定敬意似的。不过,我认为应该反过来说才对,是翻译和漫长的校对工作帮助我度过了这些原应是艰难的时刻。”


漫长的翻译和校对工作占据了黄灿然生活的大半,但他感激这种占据与陪伴。翻译的稿费本就少,即便是黄灿然这种已经比较出名的译者,稿费也基本维持在千字60至80元,加上已从《大公报》辞职搬至深圳洞背村,他正过着“想办法不赚钱”的生活。


“‘想办法不赚钱’怎么讲?就是我尽可能地不偏离这种翻译的目标,你知道,翻译商业的东西会赚比较多点,我想办法不赚那种钱。但坚持目标又真的不够吃饭的,于是我写点专栏,开点讲座,补贴一下(家用)。”


作家西门媚曾这样描述她在洞背村看到的黄灿然,“房间里电脑是朋友送的。旁边的音箱来自邻居的朋友。客厅里的椅子来自邻居,是开茶庄剩下的。有两个书架也是邻居送的,它们曾是摆放酒的展示柜。甚至他的智能手机也是送的,宽带公司送的,不足之处是容量太小,他不得不每天删掉前一天的记录。”


但也正如西门媚后来写到的,“这简单的生活,带来给黄灿然的东西,旁人很难了解。他到这儿之后,已经写了一百五十首诗了。”黄灿然说他每天尽可能地工作六七个小时,还要买菜、煮饭、晒阳光、徒步、遛狗,他拿“一无所有”向记者形容自己,这种“一无所有”看起来包罗万象呢。



来生,不做诗人 



黄灿然有个微信公众账号叫“黄灿然小站”,发布自己的创作、翻译及评论,推荐他欣赏的经典作品和好诗文。小站基本日更,单篇浏览量维持在一万以下,不料有一天粉丝数猛涨了2千。


有读者发信透露,因为青年作家蒋方舟在知乎上作了推荐。黄灿然赶紧跑去知乎上一探究竟。只见知乎上的问题是“你遇见过的最文艺的微博和公号是什么?”而蒋方舟的回答是“微信公众号:黄灿然小站。真的好,不是小资文艺青年,没有心灵鸡汤,也没那些鼓弄玄虚的调调。每篇文章和每首诗都很好。黄灿然老师隐居的生活也非常文艺,让人羡慕~”


很快,小站收到一位读者来信——“好意思说最文艺小站,文艺你妹阿!”显然,这位读者认为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欺骗。黄灿然一不做二不休,立马把这条宝贵信息加到小站的欢迎词里了。于是乎,如今小站的欢迎词有三条,一条来自克尔凯郭尔,一条来自米沃什,一条来自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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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意要通过小站把好内容推荐给更多人,于是在自己的原创作品之外,他推荐王力,扬之水,吉川幸次郎,T·S·艾略特,还有贝多芬、马勒……每个打开下拉菜单的人都会惊讶于其丰富,噢,原来我曾经错过了这么多。


多年笔耕不辍与读书不止,黄灿然对自己有自信的判断:“虽说有志愿者帮忙编辑和校对,但所有的文章都还是我选的,这才最重要。这代表我所有的认识,文章质量以我的名字来保障。”


当然,小站里最多的还是诗。黄灿然曾说过,在诗人和翻译家这两个身份之间,诗人是一家之主、精神领袖,可以闲着,一年到头只生产那么一点点;但翻译却是家庭支柱,勤勤勉勉、任劳任怨。他将自己的诗分为冥想集、灵魂集、发现集、奇迹集和洞背集四个篇章,跟读者分享自己造的梦,也分享俗世里的千疮百孔。


他曾写过一首《来生》,轻声提醒诗人黄灿然的这个身份。轻声,不会石破天惊却异常坚定。


我常常想,如果有来生,

我下一辈子就不做诗人了。

我不是后悔今生做诗人。不,我做定了。

我是带着使命的,必须把它完成。

但如果有来生,如果有得选择,

我下辈子要做一个不用思考的人,

我会心诚意悦地服务人群,不用文字,

而用实际行动:一个街头补鞋匠,一个餐厅侍应,

一个替人开门提行李的酒店服务员。

我会更孝敬父母,更爱妻女,更关心朋友。

我会走更多的路,爬更多的山,养更多的狗,

把一条条街上一家家餐馆都吃遍。

我将不抽烟,不喝咖啡,早睡早起。

我可以更清贫,永远穿同一件外衣;

也可以更富裕,把钱都散给穷苦人,

自己变回清贫,永远穿同一件外衣。

一个拥有我现在的心灵和智慧

又不用阅读思考写作的人

该有多幸福呀。我将不用赞美阳光

而好好享受阳光。我将不用歌颂人

而做我所歌颂的人。


黄灿然,诗人、翻译家,1963年生于福建泉州,1978年移居香港,任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25年。著有诗集《十年诗选》《世界的隐喻》《游泳池畔的冥想》《奇迹集》;评论集《必要的角度》;译文集《见证与愉悦——当代外国作家文选》。2011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现居深圳洞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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