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把中国人都变成了动物学专家

春节回家,无非是鞭炮、年夜饭、串门、红包、春晚、催婚……在马小盐看来,鞭炮歇斯底里的呐喊与美食的疯狂饕餮,是农耕文明时期乡村声音的稀缺与食物匮乏在节日中的补偿性象征;互赠红包与走亲访友,是揭示人类社会交换本质的最为古老的而直接的经济学人情;七大姑八大姨对后辈婚姻的关心,则是对赚钱-结婚-生孩子的动物学人生的绝对崇拜,是中国式大一统精神在每个家族中的微观渗透;至于春晚,从无产阶级的美学趣味看,这毫无疑问是一场值得赞颂的、不可否定的、素面朝天的、要打一百分的完美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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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第242期

春节镜像:中国人的经济学人情与动物学人生



对中国人而言,春节不但是一种习俗、一种周期性癫狂、一种关于时间的钟摆式狂欢,更是一种融入血液与骨髓里的节庆文化基因。鞭炮、锣鼓、美食、红包、互相拜访、春晚,是三十多年来这文化基因中最为重要的几大构成性嘌呤。


记忆里的春节,是一个漫长的狂欢节。在北方,从腊月二十三起,至正月十五终,皆是节庆日。二十多天,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讲究、不同的说法、不同的传统故事在上演。因北方气候的寒冷,冬日季节,大片的土地处于冬眠状态,人们无所事事,除了打牌或床上造人,唯一的娱乐便是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的过节。秋季丰盈的收获,又给冬日的狂欢提供了食物与金钱的基本保障。我想,春节最初的诞生,一定是源于时间与物质的双重剩余。节日是对剩余物的一种消耗、一种燃烧,更是对庸常生活的一种激情背叛与平衡——毕竟,人类需要给自身所有的辛苦与劳作,进行象征意义上的疏通、回馈与褒奖,节日便是人类发明的一种这样的自我理疗。


小时候的春节,最喜欢的事是拜完年从大人们的手中领取红包,最惧怕的事,便是那震耳欲聋令人躲避不及的烟花爆竹声。直到如今,每次看到有人燃放烟花爆竹,我不是远距离观看,便是罪人一般急匆匆的逃遁。烟花以听觉的丑行报复着视觉的美景,烟花是一种集中了所有矛盾的中国式美学产物:璀璨之美与噪音之丑,即逝之悲与狂欢之乐,高空之敬与地面之卑,皆形成了极不协调的、几近南北两极的美学反差。


烟花爆竹发出的巨大、噪音一般的声响,总让我想起陕西大地上盛行的另外两种与声觉感官有关的美学事物:锣鼓与秦腔。这三类声音,具有基本的相通之处,它们皆尖利、高亢、原始、粗犷。它们嘶喊着底层民众最为原始、最为本真的幸福愿景,几千年来却仅仅滞留于节庆时声音的象征性颠覆——人们通过鞭炮、锣鼓与秦腔歇斯底里的喊声,获得节庆时短暂的呐喊权与话语权,却不去在日常生活中争取它与改进它,仅仅将它作为一种短暂的、释放的、艺术的、节庆的放肆之声与自我慰藉之声。节庆一过,这种原始的摇滚式反叛,这种声音对权力的诉讼,便溺死于日常生活的平静之中。直至等到下一个节日的来临,鞭炮、锣鼓与秦腔,再次喊出了象征性的声音的抗争,再次重申着自己久被压抑的话语权。


爆竹、锣鼓、秦腔的声音,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中国农耕文化特有的声音。它是一种特有的农民式审美,它以噪音代替精美声乐,以节庆替代日常生活的细小幸福,以偶尔的呐喊代替正常生活的自由诉求,以短暂的宣泄代替久被压抑的沉重生活。这是一种患有健忘症的周而复始的原始喊声,它会以阿Q一般的精神胜利法进行自我安慰与理疗。


由此可见,春节期间,鞭炮歇斯底里的呐喊、锣鼓震天的喧闹与美食的疯狂饕餮,是农耕文明时期乡村声音的稀缺与食物匮乏在节日中的补偿性象征。互赠红包与走亲访友,则是揭示人类社会交换本质的最为古老的、最为直接的、中国人特有的关于经济学的行为艺术。


在中国人春节互相拜访、互相问候的情感交流的表象之下,激流涌动的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言的人类社会的物质交换本质:我拜访你,给你带一大堆礼物,你拜访我,给我回馈一大堆礼物。你给我的孩子一个红包,我给你的孩子等额价值的红包。等等等等,无非是成年人发明的一种身体力行的关于金钱交换的现实主义教材。它告诉孩子们,社会是一个物质交换的社会。物质交换,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游戏,人人必须参与进这游戏之中。孩子们在大人们人情与物质等额交换的镜像里,看到了金钱不可低估的重量与中国社会人与人交往的本质。


春节亲朋好友互拜礼仪盛产两大副产品,一是攀比,二是逼婚。七大姑八大姨以关爱之名,关心着后辈们的收入与婚姻。谁开名车,谁的职业好,谁的收入高,谁出手阔绰,谁的媳妇儿漂亮,谁嫁了个官员或有钱人,皆是亲属间八卦的精致素材。所谓大家庭的大团圆,便是将一个人的个人空间与隐私,赤裸裸的剥离的一干二净。后辈们赚了钱是负担,因处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人有个通病,亲戚的钱便是他的钱,他有困难,有钱亲戚就有义务拨款相助。后辈们不赚钱也是负担,一些长辈会嫌礼物少、人情薄,更会被鄙视为没能力、不会混、不会做人。物质经济是维持所谓亲族情谊的主要命脉。更有热心的姑妈、姨妈与舅妈,关爱着后辈的婚姻,热心撮合着一切男女婚配,似乎整个人类世界,别无选择,毫无乐趣,只剩下阴阳大合欢这一桩事情。却从不考虑后辈是否不想步入婚姻,是否打算独身,是否性趋向与众不同。幸福的N种方程式,被中国人单一化为一种动物学程序:赚钱、结婚、生孩子。孩子长大了仍旧是赚钱、结婚、生孩子。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大一统精神,以一种无处不见的微观权力,渗透进每一个家族之中。


至于春晚,则是借助电视媒介而发明的一种与民同乐的意识形态工具,它要将意识形态坚冰化作娱乐的春风与细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深深的浸入民众的每一寸肌肤中,直至每一个毛孔里。出乎人们的意料,猴年春晚却御掉精致的娱乐妆容,照了X光般呈现出本真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骨骼。从无产阶级的美学趣味看,这是一场值得赞颂的、不可否定的、素面朝天的、要打一百分的完美春晚。


当然,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只有无产阶级,还培养了一小部分中产阶级,他们的趣味与无产阶级截然不同,他们热衷于过与众不同的、背叛无产阶级美学趣味的春节:譬如不看春晚,而是手握书本守夜;譬如举家出国旅游,观光各种风景名胜;譬如躲避拥挤的火车与高速公路,免掉归乡的虚假应酬;譬如不燃放烟花爆竹释放噪音与雾霾,而是聆听各种悦耳的新年音乐会。小众的、另类的、新的春节文化正在悄悄的形成,只要文化气候不要过分寒冷,一些丑陋的、传统的春节恶习会在时间的过滤器中渐渐消失不见。这是新礼仪、新文化、新文明的胚胎,需要细心呵护,气候适合,方能健康成长......只是,众所周知,虽然立春已过,春寒仍旧料峭。还是珍重为上,谨防无孔不入的流感病毒。



作者简介

马小盐

小说家,文化批评家

现在《延河》杂志任职

文章来源


凤凰文化

原创栏目《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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